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自杀死亡,医疗机构因尽到了医护职责和安全
防范义务,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责任

——丁某一、李某等诉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日期:2018-05-23
发布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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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胜诉律师:
  •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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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释义:

1、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可不承担责任。

2、医疗机构尽到了医护职责和安全防范义务的,无需对患者的自杀行为承担侵权损害责任。


案情介绍:

2017年10月17日,王某某因情绪低、烦躁伴躯体不适3月入合肥四院住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抑郁症、糖尿病、颈动脉硬化伴斑块形成、脑梗塞。

入院当日,王某某被安排在开放式病房治疗。王某某的配偶丁某某在《开放病房住院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内容为:“一、本病区为开放式病区,病员可自由出入。病员如出现冲动伤人、自伤、毁物、出走等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病员家属承担其的全部监护和看管责任。二,病员入院后如出现严重的兴奋躁动、严重消极或严重影响病区治疗秩序等重性××性症状、严重躯体疾患、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性疾病等,应转入相应病区治疗;家属不在病员身边时,医院将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原则,有权先将病员转至封闭式病区和相应病区;如家属和陪客不同意按规定转诊,医院按出院处理……”同日,丁某某签字的合肥四院医患沟通记录载明:“我科为开放病区,需要家人24小时陪护,患者目前年老体弱,防止出现噎食窒息,防止出现冲动伤人毁物行为,防止出现消极自杀自伤行为……如若出现此类行为需家人负责,与院无关。”

同日,丁某某在《合肥四院陪护风险告知书》上签字,该风险告知书载明:“一、时间要求:24小时不间断陪护。

二、陪护人员的职责:……防止病人出走、冲动伤人、自伤、消极和跌伤等意外……

三、陪护人员不尽陪护义务,导致患者出现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由患者家属承担责任,与医院无关。

五、患者家属提出的保留事项:有关陪护的必要性和风险、陪护人员的职责要求及不尽陪护义务的责任承担,病房护士已经向我详细告知,我同意(‘同意’二字为手写)设立陪护,指定丁某某为我们患者的陪护人。”其中划线部分内容处均有丁某某手写的“我已知晓”及签字。

王某某入院当日(10月17日)、次日(10月18日)病程记录均载明:患者病程中有消极念头,嘱家人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消极、自杀、自伤行为,防止出现出走、跌倒、外伤、骨折等意外。

10月19日病程记录载明:患者曾有消极念头,目前情绪念头,发生消极的风险仍很高,嘱家人加强看护,注意防范。病程记录显示经治疗后王某某的抑郁症状逐步好转。

11月13日,合肥四院调整了抑郁症药物品种和用量。当日病程记录载明:“患者目前处于换药期间,嘱陪护加强看护,注意观察病情变化。”

2017年10月17日,合肥四院制作的王某某的《抑郁症临床路径记录》载明:“患者……入院自杀自伤评分为6分,属于高度危险性,予以建立动态评估单,每日评估并上报,指导家属24小时不间断陪护,清除周围危险物品,如刀、剪、绳、玻璃制品等,向家属告知易发生消极行为的高风险时段(夜间、午间、凌晨),可以设置手机闹铃,观察患者,防止发生自杀自伤等意外……”家属签字处有丁某某手写的“我已知晓”及签字。

10月19日、23日、30日,合肥四院在《抑郁症临床路径记录》上屡次提示患方需24小时不间断陪护,防止自杀、自伤风险,家属签字处均有丁某某手写的“我已知晓”及签字。

治疗期间,王某某家属为王某某雇佣了陪护人员。2017年11月14日晨,王某某独自离开病房,其陪护人员未在身边。上午7时,王某某自合肥四院医院膳食楼楼顶天台坠楼身亡。合肥四院拨打120及110电话,120于7:12分下死亡通知书。膳食楼距王某某病房4至5分钟步程,对外开放,用于职工、陪护人员就餐。该楼平台有一小门进出,门上悬挂“安全出口”标志。平台护栏高约1.65米。王某某坠楼后,该门日常上锁关闭。

2017年12月29日,安徽省阜南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一份,证明王某某直系亲属及其配偶共有以下五人:父亲李某林已于2016年5月20日死亡;母亲李某于1935年12月10日出生;配偶丁某某,1961年出生;儿子丁某二,1996年出生;女儿丁某一,1994年出生。

后原告丁某一、李某、丁某某、丁某二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支付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388835元。

2018年5月23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王某某50%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388835元;

2、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争议焦点:

被告合肥四院是否尽到了医护职责。


裁判理由: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首先,患者坠楼显系自杀,而就此危险及防范,院方已经充分尽到提醒和告知义务。自患者入院治疗至离世,院方于不同场合、采不同形式、以不同表述反复提醒和告知其家属患者需要24小时不间断陪护否则有自杀之风险,内容细化至“易发生消极行为的高风险时段(夜间、午间、凌晨),可以设置手机闹铃”之程度。《合肥四院陪护风险告知书》上的多处告知内容均设下划线强调,原告之一、死者配偶亦签名确认;《抑郁症临床路径记录》多处关于上述具体预防措施的告知记录,亦有死者配偶签名。不管是从签名的次数和位置推断,还是依据家属已经雇佣陪护人员的事实,均不难得出死者家属已经明确知晓相关告知内容的结论。院方既然已经充分提示并告知风险,患者家属亦签字认可并知晓,则告知内容已经属于医患双方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约定,患者家属应当予以遵守。从死者离世的具体经过来看,家属及其雇佣的陪护人员均未按约定做好陪护和预防工作,特别是忽视了院方在患者病情好转、减药后的特别警示和反复着重提醒的风险时段,以致悲剧发生。故而,院方在提醒、告知义务上此并无过错。

其次,院方已经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从死者的抑郁症病情来看,再让其身处封闭空间,显然无益于康复。虽然患者系在医院内坠楼身亡,但其坠楼位置并不属于其住院治疗的区域,而位于后勤服务之用的膳食楼的天台。王某某需行至顶楼通过安全出口走上天台再翻越1.6米左右的围栏方可坠楼。可见,死者系有意选择坠楼位置自杀。而在死者住院治疗的区域内,并无坠楼的条件。故而,院方在死者接受治疗的区域内,已经尽到了安全防范义务。而在治疗区域以外,院方显然不可能确保整个院区范围内的每一位置在每一时刻均是绝对安全的,不可能确保身体健全、一心求死的成年抑郁症患者在无陪护状态下无实现自杀的途径。故而,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将包括医疗机构在内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限定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而从王某某坠楼的细节来看,该悲剧发生显然已不属于合理范围内可以预见的风险,院方已尽到安全防范义务。

第三,以中立视角观之,院方的诊疗和管理并无过错。“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当然系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神圣职责,但这一职责,既是指向某一个具体患者的,也是面向全社会不特定公众的。每一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患者,每一医疗机构都需同时诊治多名患者。医疗机构在运行中需在治疗效果、诊疗效率、风险防范、医护成本等等因素之间进行综合权衡,甚至需要在某一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与其他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之间进行艰难取舍。上述种种,如果偏重其一,势必偏害其它,终将影响医疗机构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减损全社会的整体福利。置于本案中观之,院方有无可能自行对开放式病房的患者进行全天候监管?如实现,患者又将额外支付成本几何?院方有无可能预见一抑郁病情正在好转、已反复多次提醒家属注意陪护且确有人员陪护的患者于清晨自行离开病区行至非医疗功能辅助建筑楼顶天台纵身跳下?即便确能预见此风险,则这一风险与关闭辅助建筑天台的安全出口而可能导致的紧急情况下逃生困难的风险,孰轻孰重?或者,如为了预防这种风险,院方在开放式病房设立门禁,则是否又将导致包括王某某在内的抑郁症患者精神压力增大,治疗效果削弱,继而引发广大患者产生更多的厌世情绪?故而,不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当事各方,在审视悲剧时,均应持一中立、理性立场,不能唯结果论、唯死者重。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仍是医学进步之短板。精神药物的严重副作用,××患的行为不确定性,均使××人的诊疗较之一般病患更加困难复杂。此时,如不合理地拔高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以悲剧的发生反向推理,简单评价院方“再注意一点就能预防”,粗暴认定“既然悲剧发生了就说明院方未尽安全防范义务”,甚至认为“反正公立医院不差钱出了事多少赔一点”,不仅有损个案正义,更可能导致院方在进行诊疗活动时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拈轻怕重,以求自保。而医疗机构为确保“不出事”而增加的成本,终将传导至广大患者及家属一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而,纵观全案,即便悲剧已经发生,法院仍不能作出院方存在过错、有违救死扶伤的职责之认定,更不能以上述三种思路搞平衡、和稀泥以求平稳结案。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丁某一、李某、丁某某、丁某二的诉讼请求。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七条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案例来源:

丁某一、李某等与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2018)皖0104民初13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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