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日期:2017-07-18
发布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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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胜诉律师:
  • 上海临港律师事务所

案例释义:

1、 保险行业所定义的营业运输是指,经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此中,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是核心要件,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车辆从事旅客运输时,方可判定为营业运输。

2、 网络车平台所设定的拼车费用规则是,按照合乘所发生的油费、车辆损失、人力成本等进行合理分摊,换言之,盈利并没有被设定为拼车服务的目的。本案中,拼车服务所涉及的行车路线的设定、乘客的选择以及乘车费用的计算等方面,均反映其是以分摊部分出行成本为目的的有偿合乘,且其分摊部分出行成本获得补偿存在一定合理性,实际取得的收入亦明显低于盈利性收费标准,故其与以牟利为目的、按照乘客需求选择设计行车路线的网约车相区别,不属于保险行业所定义的营业运输。

3、 保险行业一般都与投保人、被保险人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拼车服务是否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根据其行车时间、行车路线等来判断,只要行车时间、行车路线等具有与旅客运输特点相区别的合理性,拼车服务就不属于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特定因素,故不成其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案情介绍:

2016年3月28日,原告杨某基为其所有的牌号为苏AXXXXX的荣威CSA7181TDMB轿车向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险人为杨某基,保单上载明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保险期限均为自2016年4月1日零时至2017年3月31日24时,交强险下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商业险下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14,843元,同时投保了不计免陪特约险,其中商业险基本条款类别为:机动车辆保险家用车车险条款。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家庭自用汽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行驶的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运输的客车。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十七条中关于营业运输的释义为:指经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

嘀嗒拼车《拼车规则说明》中载明:我们按照合乘所发生的油费、车辆损失、人力成本等进行合理分摊(拼车费用);《车主抢单攻略》中载明车主使用该平台的流程如下:设置上下班路线和时间、自动匹配顺路订单——系统实时推送顺路订单,点击直接抢单——乘客支付完成后,行程预定成功。

2016年5月8日12时43分许,杨某基之子杨某驾驶上述车辆不慎与案外人周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某负全责,周某不负责任。

另查明,事故发生时正值杨某上班途中,杨某家住上海市嘉定区XX路XX弄,上班地点在浦东迪士尼乐园。当时其正使用嘀嗒拼车平台“1+1拼车模式”接受拼车订单,其搭载了两名拼车乘客,一名乘客“h”搭乘起始点为从上海市普陀区XX路XX小区到浦东国际机场,另一名乘客“郑先生”搭乘起始点从上海市普陀区光新大楼到浦东国际机场,驾驶人杨某因搭载两名拼车乘客实际通过嘀嗒拼车平台取得拼车收入94元。长安保险上海市分公司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显示,与杨某的谈话笔录中,调查员在向杨某询问事故经过时,杨某陈述:“2016年5月8日我上中班(下午14时上班),我从家里大概10时45分左右从家里出发……”;与乘客“郑先生”的谈话笔录中,调查员在向“郑先生”询问事故经过时,“郑先生”陈述:“2016年5月8日11时15分左右我在光新路中山北路上了杨的车苏AXXXXX,是通过嘀嗒拼车发布的信息,是5月7日晚22时左右发布的……”;附件中“我的订单”中显示有一单5月8日“阿东”乘客的订单,出发时间为“23:40”,路线为从“浦东机场”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订单状态显示为“已取消”;另有一单5月7日“无名”乘客的订单,出发时间为“23:55”,路线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嘉福汇商务广场”,订单状态显示为“已评价”。

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以将车辆用于盈利行为拒绝赔付原告杨某基车辆修理费,故杨某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按约予以理赔,长安保险上海市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诉称:1、杨某基投保的是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但却每天从网络平台接单,接送对象为不特定人,超过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的保险范围;2、保险车辆驾驶员杨某在两个月内使用涉案车辆通过网络平台拼车195次,总公里数达7,071公里,次数多、频率高,且存在绕道情形,从杨某的收入情况分析,肯定存在盈利,已经超出了正常拼车行为,具有营运性质,明显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对此杨某基没有通知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被上诉人杨某基辩称:杨某具有正当职业,并非专职网约车司机,其通过拼车平台发布上下班路线,由平台在合理范围内选择合理的拼车人员,以分摊出行成本,不具有盈利性质;拼车195次是以人数计算,具有合理性,事故发生当日,拼车人员和杨某的上班路线大部分重合,且拼车路线是由拼车平台智能产生,并未超过合理范围,故并没有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

2017年7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


诉讼请求:

一审原告杨某基诉请:

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赔偿车辆修理费42,300元,牵引费300元及评估费1,460元;

二审上诉人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诉请:

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赔付杨某基车辆修理费人民币2,000元;

2、驳回杨某基一审其余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

杨某基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是否属于运营行为,有无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裁判理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与杨某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涉案车辆从事网络拼车实际上是私人小客车合乘的一种形式,私人小客车合乘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从公共交通发展的角度来看,私人小客车合乘既可以分摊部分出行成本,又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城市污染,符合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也是政府鼓励规范发展的行为。

首先,从合乘时间来看,杨某基主张事故发生在驾驶人上班过程中,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则认为事故发生日,即2016年5月8日系周日,并非工作日,但是杨某在浦东迪士尼乐园上班,从该服务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周末上班具有合理性,且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中“我的订单”显示,除了涉案两单拼车订单以外,2016年5月8日“23:40”也有一单拼车订单,订单路线为从“浦东机场”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但该订单为“已取消”状态。同时,2016年5月7日为周六,长安保险上海市公司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中“我的订单”显示“23:55”有一单拼车订单,订单状态显示为“已评价”,路线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嘉福汇商务广场”,从长安保险上海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2016年5月7日杨某在下班途中也有拼车订单存在,如果本案事故没有发生,2016年5月8日晚杨某也在下班途中预约了拼车订单,因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不得不取消,结合上述订单的时间、路线等信息,杨某周末上班具有高度盖然性,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杨某并非上下班途中接单或者杨某通过拼车进行非法运营,故认定涉案合乘时间发生于驾驶人上下班途中。

其次,从合乘收费的性质来看,涉案合乘是一种有偿合乘形式,但有偿合乘与盈利性收费不同,杨某上下班路程约为五十多公里,按照营运汽车的收费标准约为两百多元,杨某的拼车收入为94元,该费用明显低于出租车等盈利性收费标准,结合汽油费、车辆折旧费、驾驶员人力成本等综合因素,驾驶人通过收取一定费用分摊部分出行成本存在一定合理性,因此,合理合乘费用的收取应当认定为补偿性质。此外,杨某本人具有正当职业,其仅在上下班途中拼车降低出行成本,主观上不具有盈利目的。

最后,从行车路线上来看,涉案两位合乘者的路线处于杨某上下班路线的合理区间内,虽然杨某上班地点距离合乘目的地尚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拼车合理区间的认定与驾驶人上下班总行程距离具有一定相关性,杨某家住嘉定,上班地点则在浦东迪士尼乐园,本身行程相对较长,因搭载两名合乘者行驶的路线是合理路线,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能简单地从开车路线的选择上认定拼车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综上,杨某基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不属于运营行为,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杨某基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应按约予以理赔。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以及杨某基所投保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只有当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方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拒赔。因杨某于本案事故发生之前从事网络拼车的次数、频率以及是否存在绕道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故与本案无涉,本案只需考虑事故发生当日杨某搭载乘客的行为是否属于营运行为。

《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三十七条对于营业运输作出了明确释义,且没有证据证明该释义不符合专业意义且不利于被保险人,故应将该释义作为判断杨某行为性质的依据。结合本案,只有杨某是以牟利为目的,利用涉案车辆从事旅客运输时,方可视为营业运输。对此,本院认为,杨某系利用嘀嗒拼车平台从事网络拼车,在该平台上车主接单的方式为先由车主设置上下班地址和时间信息,后由平台根据车主设置的信息自动匹配推送顺路订单,再由车主从中选择订单;拼车的费用是由平台按照合乘所发生的油费、车辆损失、人力成本等进行合理分摊,据此,从行车路线的设定、乘客的选择以及乘车费用的计算等方面,均可反映该种拼车方式是以分摊部分出行成本为目的,与按照乘客需求选择行车路线,以牟利为目的的网约车相区别。根据现有证据,事故发生当日,杨某系在上班途中,其所搭载的乘客亦是由嘀嗒拼车平台根据其上下班地址及时间匹配的顺路订单,经匹配的订单路线并未超过杨某住址与单位之间路线的合理范围,其实际取得的收入亦是由嘀嗒拼车平台计算得出,且明显低于盈利性收费标准,据此,在未有证据证明嘀嗒拼车平台实际运作方式与其宣称的拼车规则相悖的情况下,杨某利用该拼车平台搭载乘客的行为,应认定为在上下班途中为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提供有偿合乘服务之行为,而非以牟利为目的从事旅客运输的营运行为,该行为既未超越家庭自用汽车损失险的保险范围,亦未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长安保险上海市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

长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赔付杨某基车辆修理费、评估费、牵引费合计44,060元。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五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案例来源: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杨某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2017)沪01民终6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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