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日期:2017-04-17
发布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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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胜诉律师:
  •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案例释义:

1、网约车服务平台并非单纯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者,其受理乘客用车申请、匹配和指派车辆、计算并接收车费,故为网约车服务的运营服务方。与乘客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是网约车服务平台,而非注册司机,注册司机只是网约车服务平台运输合同义务之履行辅助人,其实施欺诈行为之法律后果应由网约车服务平台承担。

2、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案情介绍:

根据UBERAPP《中国用户使用条款》及《乘客服务协议》约定,贵阳XX有限公司拥有并实际运营UBER网站及UBERAPP在中国的合法授权,雾博公司系XX公司的独家合作市场推广服务商。

2016年5月12日晚,杨某使用UBERAPP发送用车请求。车主“振威”接受请求后未提供用车服务,却在UBERAPP上建立行程(双人拼车)并扣取杨某25.65元车费。后杨某花费52元乘坐出租车前往目的地。当晚杨某即向UBER投诉,UBER表示将退还25.65元车费。

杨某提出,除了退还车费外,UBER还应承担出租车费差价25.65元并增加赔偿500元,否则将向运管部门举报,并诉诸民事诉讼。UBER未满足杨某要求,故杨某以此为诉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杨某表示已经收到UBER退还的25.65元车费。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某不服,提起上诉。

上诉人杨某诉称,UBER系盈利机构,其有自身盈利模式,即抽取一定比例的用车费用,在使用UBER软件时,乘客也是将车费支付给UBER而非司机。乘客发送用车需求后,UBER软件派车,而非乘客自主选择司机。因此,从服务模式和付款方式看,雾博公司为服务提供者。一审法院认定雾博公司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并不提供运输服务的依据,仅是雾博公司自己起草的《中国用户使用条款》及《乘客服务协议》,并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当时杨某发现司机开始计费,曾与司机电话沟通,司机否认开始计费,该交易时长达10分钟,路程近3公里,如是“误载”不可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和路程,代表UBER来承运的司机虚构已开始服务的事实并擅自扣取车费,应构成“欺诈”。事后杨某要求雾博公司提供车主信息,雾博公司亦未予回复,作为网约车平台应承担相应责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虽事发当时该办法尚未施行,但未施行并不说明雾博公司当时就不是承运人,该办法恰恰是对网约车平台身份和地位的确认。

被上诉人雾博公司辩称,根据杨某反映的情况,UBER已经根据投诉核实后及时退款。乘客的订单需求下达后,UBER按照程序设计匹配司机,计算机系统程序无欺诈之故意,而且UBER也为杨某提供了投诉救济渠道,及时核实并返还钱款,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

另查明,《乘客服务协议》约定,本协议由您(乘客)与雾博公司共同签署。……我们为您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但您就每一项服务应向相关第三方服务提供方支付的费用将由UBER软件和产品自动根据UBER用户使用条款的规定计算得出并通知您。

再查明,雾博公司在一审审理中表示,打车流程由司机操作,付款不需要杨某确认。并明确25.65元确已从杨某处划出,但无法查明杨某是否接受了服务,为处理纠纷,将25.65元予以退款。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


诉讼请求:

一审原告杨某诉请:

1、判令雾博公司返还25.65元车费并承担出租车费差价26.35元(52元-25.65元);

2、增加赔偿损失500元

二审上诉人杨某诉请:

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雾博公司向其赔偿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6.35元;

2、增加赔偿500元。


争议焦点:

与杨某建立合同关系之相对方是谁、双方建立的为何种合同关系;合同相对方是否构成欺诈。


裁判理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UBERAPP的《中国用户使用条款》及《乘客服务协议》约定,杨某与第三方车主“振威”达成运输合同关系,雾博公司在撮合成交的过程中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第三方车主“振威”未履行合同,却通过UBER关联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商从杨某账户扣取26.35元车费,造成杨某损失,“振威”对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雾博公司已经返还26.35元车费,杨某的损失得到偿付,而出租车费系杨某前往目的地本应支付的必要费用,其差价不属于损失范畴,故对杨某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不予支持。至于增加赔偿损失500元,因UBERAPP系程式化设计,杨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雾博公司通过该软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时实施了欺诈行为,故对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关于与杨某建立合同关系之相对方是谁、双方建立的为何种合同关系的问题

根据已查明事实,乘客使用UBER软件发送用车请求后,系由UBER软件进行匹配并指派车辆,由UBER软件计算车费,待用车结束由UBER软件扣取车款,综合上述行为特征,有理由相信与杨某建立合同关系之相对方为拥有UBER软件在中国合法授权的贵阳XX公司的独家合作市场推广服务商——雾博公司,且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之运输合同关系。杨某上诉称雾博公司应承担承运人责任,依据充分。虽雾博公司一方在《中国用户使用条款》及《乘客服务协议》中一再称:其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并不提供出租车辆、驾驶车辆或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系撮合乘客与第三方服务提供方成交,等等。但上述内容均系乘客注册软件时雾博公司一方提供之格式协议之所称,并不能以此代表乘客与雾博公司之间真实发生之关系,更不能以此否认事实上双方间存在运输合同之实质内容。至于实际承运的车辆是否为UBER所有、承运的司机与UBER间系何种关系,并非乘客发送用车请求时所考量的因素,UBER也不会就此向乘客披露,故UBER承运车辆来源、UBER与司机间关系究系如何,均不能改变乘客要求运输服务时择定的合同相对方是雾博公司(UBER)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杨某与第三方车主“振威”达成运输合同关系,雾博公司在撮合成交的过程中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予认同。

据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欠妥当,应认定为运输合同纠纷,在此予以更正。

(二)关于合同相对方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

杨某作为乘客通过UBER软件发送用车请求,司机“振威”在未接到乘客的情况下,自行虚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行驶里程达2.97公里之交易,并通过UBER软件扣取车费25.65元。该笔虚构之交易所涉金额虽小,然性质实属恶劣,欺诈之故意明显。虽然此系司机的行为,但正如前所述,相对乘客杨某而言,司机是履行雾博公司的合同义务,实为雾博公司合同义务的履行辅助人,因此,司机欺诈行为之法律后果应由雾博公司承担。现25.65元已由雾博公司退还,杨某上诉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增加赔偿其损失5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杨某上诉请求雾博公司承担出租车差价费26.35元,但2016年5月12日杨某通过UBER软件发送之用车请求系“双人拼车”,而事后其乘坐出租车系非拼车之单人出行,两种服务并非等同。在25.65元已由雾博公司予以退还的情况下,差价费26.35元系杨某享受单人乘坐出租车出行所应承担之必要费用,并不属于其损失,故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

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1、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6121号民事判决;

2、雾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某人民币500元;

3、驳回杨某其余诉讼请求。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案例来源:

杨某诉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2016)沪01民终113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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