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日期:2011-08-01
发布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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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释义:

交通管理者依法作出警告和指令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因此在道路上设置的警示牌,并不能代替交警部门应当现场作出的警告和指令。对以拒绝配合警告和指令为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如交警部门不履行警告和指令的程序义务,则不可以进行处罚。


案情介绍:

交警部门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合欢路南北路口均设置了警示牌,载明“停车行为违法,请立即驶离”。

2011年3月23日下午14时左右,原告周某驾驶自己的轿车行驶至合欢路时,因不熟悉道路而将车停在路边,让随车同伴下车问路,自己则留在车内等候。14时07分,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平台发现该车停在路边,随即通过摄像头对其进行拍照取证。

2011年6月9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原告停车行为违反临时停车规定,且驾驶人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给予罚款200元的处罚。

原告对此不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


诉讼请求:

撤销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争议焦点:

原告违法停车时,交警部门设置的警示牌是否已经完成了“令其驶离”的程序义务。


裁判理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将机动车停在合欢路丁香路路口南侧约30米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的确违反了有关临时停车的规定。但本案中,被告处罚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且原告当时并未离开现场。对于原告是否“拒绝立即驶离”,法院认为,该路段入口处虽有警示牌提示“停车行为违法,请立即驶离”,但该标牌是对所有驶入合欢路的机动车驾驶人普遍性的提醒和要求,在原告停车但未离开现场的情况下,被告没有针对原告的个别行为进行劝导,提出立即驶离的要求,故难以认定原告在停车时拒绝立即驶离。从警示牌告知与交警现场指令的比较来看,两者无论是法律性质还是实践效果,均存在较大区别,仅依靠路口警示牌和电子拍照作出处罚也不符合立法本意。仅有警示牌提示不能完成“令其驶离”的程序义务,因此,交警部门仅在路口设置警示牌不能作为违法停车处罚中已实施要求驶离程序的依据。


裁判结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在判决前建议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后被告接受建议,自行撤销了对原告的该项处罚决定,原告申请撤诉,法院于2011年8月1日裁定准予撤诉。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四)第三人无异议。


案例来源:

周某诉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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